国潮1980第147章 悲喜剧

1981年4月搬迁骤然成为京城最引人瞩目的生活现象。

几乎京城的每一处都能看见有人离开了狭隘的旧居所迁入了新建成的单元楼。

为此闹市里的家具商店随之越发生意兴隆拥挤不堪了。

还有那些蹬三轮车的个体“板儿爷”们简直都快忙和不过来了。

他们也开始变得和打家具的木匠、颠大勺的厨师一样吃香赚钱赚了个不亦乐乎。

而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京城建成新房的数目越来越多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在国家的督促下这些房子还不得不在短期内尽快确定归属。

敢情去年为了响应“伟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提议。

最早一批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可以落成使用的时候。

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京城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总共也达到了1126.4万平方米。

但偏偏这些房屋的入住率却始终不尽人意。

由于各单位内部的房屋分配标准严重受到各种各样人事关系的干扰。

对房子你抢我夺四处扯皮大部分房子始终无法投入正常使用。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在今年2月份就下了一道严令。

要求任何机关单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个月之内必须住进人否则空置房屋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

所以算算时间就知道了如今两月过去已经差不多快要到时间窗口了。

那么拥有这些房屋的单位还能不急着吗？ 当然要尽快把房子分配下去总不能真被没收吧？ 于是乎整个京城才会难以避免的掀起了一轮集中性的搬迁狂潮。

各个单位都如同驱赶牛马一样急茬的把人赶进了房子。

不过无论如何哪怕是做“牛马”能够在此时被“赶”进单元房的人也绝对是这个年代的幸运儿。

因为和以往相比这些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

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人们再不用像住平房那样为燃气供暖为上厕所洗澡的种种不便发愁了。

像在这个月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乔迁新居后。

就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夕照街》的。

或许也正因为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对新居的条件无比满意。

在这部影片结尾处他笔下的夕照街居民就像他自己一样。

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幸福地搬进了窗明几净的单元房。

只是电影中所表达的美好愿望终究也只是愿望。

现实中城市建设停顿了十年这年头缺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些。

居住条件恶劣这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面对的问题。

哪怕房子盖得再多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也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所以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

不用说这种情形下肯定有一些人属于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

那没别的办法便只能另行变通之法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就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

他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小得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

放进去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

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要知道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

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纯属巧合这一年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

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就让这部电影成了这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另类记录。

使得日后的人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说句实在话即使是这样的筒子楼也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

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想办法。

就像鸟儿“絮窝”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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