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蒙尘小中医道心未泯泽衡草木间的阴阳秤下卷

《泽衡：草木间的阴阳秤》 下卷·衡道流转古今同 第五回 金元争鸣 衡道各彰 金元时期的医坛如一场激烈的“秤星校准”各家学说围绕“攻补”展开辩论而泽泻始终是各方都无法回避的“平衡砝码”。

李东垣站在“脾胃论”的秤台后强调“土能制水”他用泽泻时必配白术说：“泽泻利水如开渠排水；白术健脾如筑堤固土缺一不可。

” 有个粮商常年囤积粮食积劳成疾得了“脾虚湿盛”之症：吃不下饭肚子发胀下肢水肿。

先前的医生只用苍术、厚朴燥湿结果越泻越虚连走路都打晃。

李东垣为他诊脉后开了“泽泻白术汤”加人参：泽泻三钱导湿白术五钱健脾人参二钱补气。

“这方子像给粮仓通风”李东垣对粮商解释“既要把霉气排出去（泽泻）又要让粮仓结实（白术、人参）不然风太大会把粮仓吹塌。

”粮商连服十日水肿消了胃口开了连秤粮食的力气都回来了。

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写道：“泽泻之泻必赖白术之补如秤之有砣杆之有系方能稳准。

” 而朱丹溪则从“滋阴降火”的角度运用泽泻。

他治疗一个“阴虚湿热”的书生书生熬夜苦读既口干舌燥、盗汗遗精（阴虚）又小便黄赤、大便黏滞（湿热）。

朱丹溪用知母、黄柏滋阴降火却特意加了泽泻：“阴虚如池浅湿热如池淤不把淤清掉光加水（滋阴）池还是浑的。

” 书生服了方子湿热去而阴液存后来还中了举人。

朱丹溪的弟子问：“先生常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为何还要用泽泻泻下？”他指着窗外的泽泻田：“你看这草生在湿地却根不烂就是因为它能泻湿而不伤本。

滋阴时加泽泻如煮茶时加竹沥去浊而保清。

” 这场横跨百年的“衡道之争”没有赢家却让泽泻的“平衡哲学”更加清晰：它不是单纯的“泻”也不是单纯的“补”而是根据病情调整“秤星”的支点在攻与补之间找到最精准的刻度。

第六回 六味定型 秤法归一 明代的医家们在金元各家的基础上将泽泻的“衡道”融入成方其中最精妙的莫过于“六味地黄丸”的定型。

薛己在《内科摘要》中明确了熟地、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丹皮的配伍比例像给这架“六星秤”刻上了永恒的刻度。

有个宦官因“房劳过度”得了“肾阴虚夹湿”之症：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却又小便浑浊、阴囊潮湿。

他偷偷服了鹿茸等补药结果越补越胀连路都走不动。

薛己为他诊脉后叹道：“你这是给漏船装货不先堵漏洞（泻湿）装再多货（补阴）也会沉。

” 他开出六味地黄丸：熟地八钱补肾阴泽泻三钱泻肾湿其余四味调和阴阳。

宦官服了一月不仅阴虚症状减轻湿浊也消了连走路都稳健了。

薛己解释：“熟地如濡养肾水的源头泽泻如疏通肾水的河道源头足而河道通肾才能安。

” 这一配伍被后世奉为圭臬药铺里甚至出现了“六味铜秤”秤杆上刻着六味药的固定比例抓药时只需按刻度取用确保“补不壅滞泻不伤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意收录了这个方子批注道：“泽泻配熟地如鸟之有翅车之有轮缺一而不可行远。

” 此时的民间也流传着关于六味地黄丸的歌谣：“熟地厚泽泻流山萸山药把精收；茯苓淡丹皮走六味合秤病自休。

”歌谣里的“流”与“收”、“淡”与“走”恰是对“衡道”最朴素的诠释——泽泻的“泻”从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让“补”更有效。

第七回 温病学派 衡道新诠 清代温病学派的兴起为泽泻的“平衡哲学”注入了新的内涵。

叶天士在治疗“湿温”病时发现湿热胶结单纯清热则碍湿单纯祛湿则伤阴唯有“清热祛湿并举”才能解开这对矛盾而泽泻便是其中关键的“解结者”。

苏州有个绸缎商暮春时节得了“湿温”高烧不退胸闷腹胀舌苔黄腻如涂油。

医生用了白虎汤清热结果烧没退反而拉肚子；又用藿香正气散祛湿却越治越烧。

叶天士诊脉后说：“这是湿热裹在一起像油拌着面单用热水冲（清热）冲不散单用手揉（祛湿）揉不开。

” 他开了“三仁汤”加减其中用泽泻三钱配合滑石、杏仁既清热又祛湿。

绸缎商服了三剂烧退了腹胀消了。

叶天士在案后写道：“泽泻能导湿从小便出如给湿热开个出口不与清热药争功却能助其成功此‘衡’之妙也。

” 吴鞠通则在《温病条辨》中将泽泻用于“下焦湿温”的治疗。

他创制的“茯苓皮汤”用茯苓皮、泽泻、猪苓等利水却加了滑石、竹叶清热说：“湿在下焦如涝洼积水既要抽水（泽泻）又要晒田（清热）水干而田不裂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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